路，从这里开始……
我学中国象棋大约是在八、九岁的时候，这个年龄在当时似乎已经晚了一些，因为那时报上经常出现六龄童、七龄童的小棋手名字。在介绍一些象棋名手时，也常常提出他们五岁、六岁就开始弈棋。
我学象棋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应该算是我的父亲，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，他的水平是很低的，但他却使我对象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每天晚上，父亲总是把我和姐姐叫到桌前，教我们下棋。当时，他当然不会想到我真的会成为一名棋手。当时父亲教我们下棋，为的是增添家庭生活的乐趣，又可以不使我们这些孩子因为无事可做而去惹事生非。一开始，我就对三十二个红黑棋子有好感，但水平太差，甚至连姐姐也下不过。
正巧，我住的街道和同幢房屋中，有很多人喜欢下象棋。当时，还有一些在我眼中是相当不错的“高手”，其中有两位曾经常到淮海中路的凌云阁茶楼喝茶下棋。五十年代初的凌云阁是上海棋坛名手荟萃的地方，外地棋手到上海，也必定要到那里去“拜访”。因此，就凭“到过凌云阁下棋”这句话，就可赢得人们的尊敬。
我学会车、马、炮走法后、开始在学校里找同学下棋。很快，学校班级的同学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于是转到里弄找同伴下棋，但年龄相仿的孩子会下棋的不多，我就找大人“比赛”。那些叔叔伯伯也愿意和我下一、二盘。不过大人终究比小孩强，他们先让我车、马、炮我还要输，可是不久就逐渐只能让车、马，以后只能让单车、双马、单马，直到让先。大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，一天傍晚，一位经常和我下棋的叔叔和我下了几盘棋后，终于以郑重的口气说：“以后不能让先了，应该平下了。”我早就盼望他说这句话。在那天晚上，我吃饭也感到特别香。
我的棋艺有了长进后，父亲、姐姐早已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是却出现了新的矛盾。原先总是笑嘻嘻地看着我和爸爸、姐姐下棋的母亲，却坚决反对我下棋了。有好几次把我的棋子丢到炉子里烧掉。她坚决反对我下棋的理由有两条：一是经常晚回家。二是我下完棋后，喜欢独坐在那里默想胜负关键的棋，有时吃饭，嘴里含着饭，也在想棋。母亲怕我想棋想入了“魔”，于是采取了烧棋的坚决措施。经过两次烧了买，买了烧的反复，母亲终于让步了。因为事实证明我既没有想棋入“魔”，也没有因为下棋耽误学校的功课。再加上父亲的支持，母亲终于不再反对我下棋了。
在小学，我很快成了学校的“棋大王”，每天放学回家，先做完了功课（那时好像功课不多，我经常在学校里就做好了），就找人杀几盘，如果实在找不到人，就到附近的一个棋摊上去看别人下棋。记得当时摆棋摊的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中年人，因为我经常去看棋，所以摊主也认识了我。一天，也许是生意清淡，摊主就主动招呼我上去和别人下棋，他讲明如果我输了，不用付钱，如果我赢了，就由对手付两分钱。我当时只有十岁多一点，一般大人哪会把我放在眼里，没想到我竟连胜了几盘，换了几个对手，我一个钟点里竟胜了十二盘。这一来，我大过了棋瘾，摊主也十分高兴，要我经常去玩，因为让小孩子招引对手，还是很合算的啊！
从这以后，我的棋路宽了，也结识了不少“棋友”，棋摊生意也兴隆起来。应该说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，我在当地街道已经是一个“小棋王”，但是棋艺提高得不快。一天，有位在棋摊上认识的棋友朱翰章，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肇家浜路一所十分简陋的住宅，请一位老师指点我下棋。这位老师就是早年在扬州有名的“三剑客” 之———窦国柱。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，我俩走了很多路（当时肇家浜还是条臭水浜），才到了窦老师的家。可是当我们到他家时，窦老师正好午睡。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。窦老师醒了，看到我们这样诚意，也非常感动，赶快拿出棋盘和我下棋，我也不客气。拿起棋就先走了一个当头炮，接着又结成了连环马。开始，窦老师只是漫不经心地随便走走，谁知中盘时我强渡了一中兵，使他大吃一惊，费了一番力气，一才弈成和局。事后窦老师十分满意说：“今天我用了五成力量，这小家伙能下和，是一个可造之才。”
一九五七年夏天暑假，一炎热的天气使得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，我也因为找不到对手下棋，感到十分无聊。
一天，又有一位下棋“老朋友”到家里来找我，他告诉我，上海市少年宫暑假中将举办中小学生象棋比赛，问我想不想参加，这对我来说，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，于是请他帮我报名，参加小学生组的比赛。
上海市少年宫，绿菌草地和整洁的楼房，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，我虽是少先队员，可是当时也很少有机会进去的。现在有机会在里面参加比赛，当然是十分高兴了，这位热心的棋友叫傅谔亭，当时在南市区文化馆工作。
傅先生不仅帮我报名，而且经常陪我一起去少年宫，有时还陪我一起回家。每当我想起这点时，总是从心底里涌起一股感激之情。
少年宫的比赛，应该说是相当紧张的。参加的小棋手有上海颇有名气的“六龄童”、“七龄童”、“十龄童”，特别是十龄童，当时被认为夺标呼声最高。可是最后我以不败的战绩夺得了冠军。少年宫奖给我一面三角锦旗和一副象棋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，第一次得到的奖品。发奖结束，我赶快回家，把喜迅告诉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叔叔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棋友，好让他们和我一起高兴。
就是在少年宫比赛时，我见到了中国象棋老前辈——棋王谢侠逊。当时谢老虽然已经年逾古稀，但精神矍铄，声音洪亮。他看到我很高兴，让我两先下了一盘棋，结果下了盘和棋。谢老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少年宫比赛以后。我开始有些小名气了。当时有人介绍，我到上海城隍庙得意楼茶室内去下棋。城隍庙得意楼当时建在现豫园九曲桥附近，它是上海市象棋表演队的表演场地，也是上海一些名手举行表演比赛的场所。当时表演的程序是先由两位名手对弈，然后由我这样的“小不点”与来宾交战。作为余庆。一次，两位高手表演结束，按老规矩，我上台等候来宾，这时不知谁叫喊了一句：请名手跟他下一盘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把大家搞得手足无措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能和名手下棋，当然再好没有；可是让名手和小孩下棋，却是另一回事，又有谁会愿意呢。整个茶楼静了一会，一位名。叫陈昌荣的老棋手笑容满面地走到我面前说：“我陪你下一盘。”陈昌荣先生当时是上海前六名的好手，我尽管先走，还是很紧张。陈昌荣先生鼓励我说：“没有关系，心定点下好了。”这才使我下得比较放松。经过近一小时的鏖战，我竟意外地胜了这盘棋，这—下引起了全场极大的轰动。赛后，陈老师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小鬼，你下得不错。”我当时是仰着头看着他的笑容，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，使我强烈地感到棋坛前辈的鼓励和期望。直到现在，我仍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使我永生难忘、感人肺腑的情景。
得意楼与陈昌荣先生下棋的消息，不胫而走，传遍了上海象棋界。如果说，我在少年宫夺得小学组冠军是在孩子中称雄的话，那得意楼一战就是为我进人成人队伍敞开了大门。就是在表演队里，我认识了另一位老师徐大庆先生，他是我棋坛生涯中给我影响较大的一位老师。他不仅热情指导我下棋，并且想方设法把我带到重大棋赛会上去经风雨、见世面。每星期有一个下午，让我到大世界游乐场去应战来宾。当时大世界的象棋活动开展得很活跃，我曾在那里和本市各个街道和一些“弄堂大王”比试高低，并从和他们交锋中得到很好的锻炼。
但是，仅仅这样下棋，毕竟难以深造。于是徐大庆先生就把我带到淮海公园茶室。五十年代后期的淮海公园茶室里汇集了上海和外地的象棋名手，通过徐大庆老师的介绍，我得到过何顺安、徐天利。惠颂祥、李义庭等名手的实战辅导。这些名师的精湛棋艺和高尚品格，使我进入了象棋领域的新天地。
一九五九年一月，我终于进入了上海市象棋集训队，当时队里除了有何顺安、徐天利、屠景明等老师外，还有一位大师兄陈奇。我初到上海队，就象一个初中学生一下子来到高等学府。几位老师过去在淮海公园辅导过我，现在却成了朝夕相处的队友。在队内他们都关心我这个小学生，天天和我下棋，帮我复盘；分析哪一步棋下得好，哪一步棋下得不好。但使我伤心的是进队好几个月，我是下一盘输一盘，好象他们的棋艺永远是高不可攀，深不可及。唯一可以放心的是，我输了以后。他们从不责怪，总是鼓励我“好好地再想一想。连续输了几个月后，终于出现了转机，我和何顺安老师对弈时和了一盘，这是我在上海棋队“零的突破”，何顺安惊喜地说：“小鬼，不简单呀！”那一天我感觉天空特别高，特别蓝，特别晴朗。
五月，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二届运动会，得了个人第七名；八月，在秋季棋类比赛中获得第四名；十月的秋季运动会上，象棋作为表演项目，我又获得了第三名。这几次比赛给了我一次极大的教益。在一盘比较关键的比赛中，我和一位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棋手对阵。从棋枰上看，我掌握了主动，这时轮到对方走子，只见他走了一步棋以后“唔”了一声，表示了想侮棋的动作；我一看，原来我有机会可以抽他的车，于是不加思索地挥炮“将军”、“抽车”，谁知当我炮轰中兵时，对方不慌不忙把他的中炮反轰过来，来了个反将军，反而抽掉我一个车。我眼巴巴地看着这盘有希望赢的棋输掉，。难过得真想掉泪。事后．徐天利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，问我为什么这样冒冒失失走棋？我委曲地回答，怕对方悔棋。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。何顺安问我：“你知道落子．无悔吗？”“知道”。“那为什么要耽心对方悔棋呢？”是啊！只要对方把棋落在棋盘上。就不能悔棋了，这个最基本的道理，我怎么会忘了呢。现在回想，当然感到可笑，可是当时却给了我一次很深的教训。
一九五九年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广东杨官璘来上海访问比赛。杨官璘是我从小学棋以来就十分崇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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